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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哲学史的6个里程碑

2019-03-29 14:46编辑:admin人气:


文章原标题:中国哲学经历过哪几个主要思想形态?

作者:宋志明

中国古代哲学的起点比较模糊,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老子和孔子共同生活的时代。终点是确定的,终结于1840年鸦片战争。此间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保持着独立发展的态势,尚未受到西方哲学全面而根本的影响。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,固然发生较大的影响,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哲学的思维方式。佛教渐渐融入中国固有哲学,实现了中国化,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组成部分。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哲学,并没有因佛教的传入而佛教化。

16世纪利马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,曾对西方学术思想有所介绍,但影响力十分有限,不能改变中国哲学独立发展的态势。中国古代哲学作为完整的哲学断代史,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先秦诸子学、汉代经学、魏晋玄学、中国化佛学、宋明理学、清初朴学几种形态的更迭。

一、先秦诸子学

哲学的产生需要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人的认识能力和自我意识有了提高,开始把人看成主动的存在,看成认识世界的主体,不再把自己看成被动的存在,看成神的依附者。第二个条件是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从事精神创造的知识阶层,他们不必从事生产劳动,衣食无忧,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哲学问题。哲学产生的这两个条件,在春秋末年已经具备,于是中国哲学开始起步,形成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。

中国哲学起步,从突破传统的天命观开始。按照天命观这种种原始形态的宗教观念,人是被动的存在,人的命运由天神掌控。在人类童年时期,这种情形不可避免。那时人的本事太小,总觉得自己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控制。不过,中国人的天命观念,同别的民族所崇拜至上神相比,有一些不同之处。在许多民族的原始宗教观念中,至上神与人类似,有胳膊有腿,有头有脸。他不但创造了世界和人,而且还管人死后的事情,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。

中国古人心目中的“天”不是这样。“天”不是造物主,天与人同在。“天”有神性而无神形,没有宗教形象,也不管人死后的事情。因此,突破这样的天命观念,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。由于以天命观为突破对象,天人之辩合乎逻辑地成为中国哲学基本问题。

先秦学派众多,号称“百家争鸣”,可以用“诸子学”概括这一时期的理论形态。其实,先秦的主要学派,大体上就是司马谈所概括的六家,即阴阳、儒、法、墨、道、名。其中后五家属于中国哲学的范围。在五家之中,法家专攻政治哲学,名家专攻逻辑哲学,皆为专家类型;只有道家、儒家、墨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流派。三家的哲学思考,皆围绕哲学天人之辩展开。

道家选择天道学进路。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最大的理论贡献,是提出“道”这样一个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,推倒了传统天命观念的权威。他率先树立理性的威信,开启了哲学的时代。

老子的思考方式,可以概括成天道学的进路。天道是一个哲学的理念,它推倒了天神的权威。有了天道的观念,意味着世界和人皆不在天神的支配之下,天神不再是世界和人的主宰者。按照老子的看法,宇宙的最高法则是大道,天神不具有权威性。大道与天神相比较,“吾不知谁之子,象帝之先。”(《老子》第四章)这意味着,大道比天神的权威更大、更悠久。只有大道堪称宇宙万物的本原,并且具有不可追溯的终极性。

至于天神,即便有的话,那也是儿子辈分,顶多算是大道之子。大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,也是宇宙万物的最终依据。老子提出道的观念,标志着中国人的哲学理性已经觉醒。老子告诉我们:应当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,而不能再用神性的眼光看待世界,因为只有大道才是宇宙万物的本原、本根、本体。老子创立的哲学,可以叫作天道学。老子哲学的问世,宣告哲学对于神学的胜利,揭开了中国人精神历史的新篇章。

儒家选择了人道学进路。道家抓住“天”这个环节,为中国哲学发展打开了一扇门;儒家抓住“人”这个环节,打开了另一扇门。儒家把哲学思考重心由“天”转到“人”,实现了对于道家话题的转换。孔子以“人”为切入点,开辟了讲哲学的另一条进路。老子把人从天神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;而孔子把侧重点从天道学转到人道方面,重新认识人,重新解释人,把道同人相联系,强调道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,并且人是道的主动的弘扬者,而不是被动的遵循者。他关于人与道之间的看法是: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

在道的面前,人具有主动性。孔子从人自身寻求人道,用理性的考察方式取代了神学的考察方式,走出原始宗教的藩篱,也找到了哲学话语。从对人道的彰显反映出,他也达到了哲学意识自觉的水准,完全可以与老子比肩。他们共同夯实了中国哲学的根基。

墨家选择了人天学进路。他们也在寻找突破传统天命观、建构人道学说的路径,与儒家有同也有别。孔子从“人”的角度入手,把“人”与“道”相联系,很少同“天”相联系;墨子既谈人,也谈天,找到讲哲学的第三条进路,即人天学的进路。墨家对“人”有更新的认识,认识到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,就在于人能劳动。从这种人道学观念出发,墨家自然不会认同传统的天命观。在传统天命观的视域中,人是被动的,只能由天神来摆布;而在墨家的视域中,人是主动的,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。

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,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,不必等待天神的恩赐。墨家以独到的思路突破了原始宗教的藩篱,发现了哲学意义上的人,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哲学意识的自觉。为了提升“圣王之道”的权威性,墨家才不得已从人讲到了天,用神学的外衣把理性主义内容包装起来。墨学主要讲的是哲学,而不是宗教。

二、汉代经学

哲学是时代的产物,由于每一时代的语境不同,哲学的讲法自然也就不同。同先秦相比,汉初语境发生了变化,由“打天下”转到了“平天下”。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,最后以法家胜出而宣告终结。法家学说被秦始皇选为官方话语,并且获得付诸实践的机会。秦始皇依据法家的治道理论,扫平六国,统一天下,用实践证明法家学说的合理性。

但是,秦王朝二世而亡,同样以实践证明了法家学说的偏激性。汉代秦立,再次统一中国,必须吸取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,到法家之外去寻找理论支持,巩固“大一统”的中央集权制。在这种语境中,哲学家的使命在于适应维护“大一统”的需要,帮助皇帝找一种足以“平天下”的哲学理论。因此,汉代哲学家政治哲学情结比较强,接着法家的话头讲。尽管他们对法家有批评,但其作为法家学说的颠覆者,只是希望克服法家的缺陷,另外建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。先秦诸子尽管不能割舍政治哲学情结,但毕竟保持多维发展的态势;而在汉代,政治哲学则成为核心话题。

同先秦相比,汉初语境另一个大的变化是:哲学家的独立话语权被剥夺,哲学家只能在皇权至上的语境中讲哲学,不能公开发表对皇权不利的言论。形象地说,他们不得不在皇权的笼子里跳舞。在先秦时期,诸侯纷争,没有人可以干预学术探讨,哲学家可以自由思考,自由争辩,自由地游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,因而有良好的发挥思想原创力的语境;到汉代,“大一统”已建立,哲学家已经无处可走了。皇帝掌握政权、也掌握教权;实行政治专制主义、也实行文化专制主义。

皇权限制哲学家的学术自由,影响了他们思想原创力的发挥。在这种语境中,哲学家不得不傍依天上的神权、地上的皇权、古代的圣贤。他们即便提出原创性的学说,也不敢自我标榜,只能借助“代天立言”或“代圣贤立言”的权威话语形式表达出来。这种语境当然对哲学发展很不利,不过,哲学家仍然可以找到一定的发展空间。由于先秦留下的学术资源比较丰富,学者可以采用选择的方式,表达不同的思想倾向。尽管学术受到朝廷的干预,但官员毕竟不是学问家,没有能力完全搞清楚学术问题,没有能力完全消除学派之间的分歧。

汉代“百家争鸣”不再,经学掌握主流话语。“经学”之“经”,原指订书的线,泛指一切书籍。“经学”一词见于《汉书·倪宽传》:“见上,语经学。上从之。”在汉代,经学特指经汉儒整理而成的儒家典籍。“经”有了“大经大法”的新含义,成为人们必须遵循、不能违背的信条。《释名·释典艺》上说:“经,径也,常典也,如径路无所不通,可常用也。”相传孔子曾整理古典文献,编定六经,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。到汉初,《乐》失传,只剩下五经。在五经的基础上,汉以后的儒生逐渐扩展为七经、九经乃至十三经。

汉儒弘扬经学,目的在于满足“大一统”政治的需要。经书大都被立于学官,置于皇权控制下的话语系统之中。经学不是可以随便讲的,必须遵循家法传承或师法传承。老师怎么讲,学生也得怎么讲,没有自由思考、自由发挥的空间。讲经学“代圣贤立言”,只可引证,不必论证。经学是一种官方化、教条化、权威化的霸权话语,严重束缚人们理性思维的发展。

在先秦时期,哲学家解构传统天命观中天主宰一切的观念,把人从天的控制中解放出来,变成了主动的、自主的人。在先秦哲学家的视野中,已经取消了人上之天。他们讲天人合一,并不是主张与主宰之天合一,而是与应然的“天道”合一,目的在于更合理地做人。显然,在他们天人合一的诉求中,“人”为重心。到汉代,经学家们为了维系“大一统”,变更了先秦哲学家的理论诉求,把重心由“人”转向了“天”。

经学家把天人关系问题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:人之上是否还有一个主宰之天作为“大一统”的担保者?人跟主宰之天的关系如何?出于政治哲学的考量,他们重新建构了主宰之天,强调天在人之上。例如,董仲舒认为,天是人“曾祖父”,比人高几辈;天与人有相同的构造,可以相互感应。“天”不仅仅是伦理的担保者,也是皇权的担保者。皇帝作为“天子”,同天一起统治万民。经学家这样处理天人关系,再次把人视为被动的人,视为天的附庸。经学家讲天人学说,其实是一种半哲学半神学的理论。

清初朴学家把批判矛头主要指向正统理学,尤其是王学末流,但不是对于宋明理学的全盘否定。朴学思潮同宋明理学思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,也吸收和借鉴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思维成果。例如,顾炎武主张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不能说没有受到朱熹格物说的启发。对于正统理学来说,清初儒学家可以说以“对着讲”为主;而对于非正统理学来说,他们却以“接着讲”为主。王夫之继承张载的学脉,作了创造性的诠释,使气学的理论形态更为完备。戴震讲“气化流行”,也是对张载元气论的继承和发展。

由于受到清代“文字狱”的打压,处于民间的朴学思潮不可能得到长足发展,未能改变“理学行世”的局面,仅仅预示着中国哲学新的发展方向。严格地说,朴学算不上完整的理论形态,只能算是理学的余波。鸦片战争以后,西方哲学走入中国,中国哲学走向世界。在这种语境中,中国哲学不可能保持独自发展的态势,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宣告终结。

综上所述,在奠基期,诸子学为中国哲学发展开了个好头,水平之高并不在古希腊哲学之下。在展开期,经学取代诸子学,成为掌控话语权的官方哲学,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;玄学取代经学,试图改变政治哲学话语,把目光转向精神现象,又掀起中国哲学小高潮;中国化佛学取代玄学,运用宗教话语,一度掌握了在精神领域中的话语权。在高峰期,宋明理学完成三教合流,用人生哲学话语取代宗教哲学话语,使中国哲学形成完整的哲学形态,为中华民族找到内在超越的精神生活方式。

清初朴学反省宋明理学,力求把中国哲学推向实践哲学,但没有成功。从先秦的多维哲学到汉代的政治哲学,再到魏晋的半政治哲学,再到隋唐的宗教哲学,再到宋元明清的人生哲学,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清晰的发展轨迹。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史,如果不按朝代更迭来表述,而按哲学形态更迭来表述,是否更贴近实际呢?

(来源:未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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